“每一位前来报道奥运会的记者，都绝不会只盯着赛场和运动员，他们还会关注这个国家，以及这座城市和这里的生活。民间艺术显然是最朴素、最贴近生活的文化。”

　　这几天，常弘开始忙活起来了，白天去北京市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参加奥运培训，晚上一回家就开始琢磨制作玻璃葡萄的工艺。自从接到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于志海秘书长的电话，常弘别提多高兴了，作为老北京民间绝活“葡萄常”的第五代传人，能够在奥运会期间向中外记者展示表演玻璃的葡萄制作工艺，是件很荣幸的事。

　　于志海说道，像常弘一样，很多北京民间艺术家都接到了北京市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的邀请，奥运会期间将在北京国际新闻中心，为前来参会报道的共计5000多名记者进行民间艺术表演。

　　前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曾经就“奥运会和其他国际体育赛事最大的区别是什么？”这一问题进行回答时说，“那就是体育加文化”。在于志海看来，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举办，是世界了解中国、了解北京的最好机会。“邀请民间艺人进行表演，因为民间艺术是在一个地域内自然形成的，未加雕琢和修饰的文化。比如中国结、空竹、面塑、皮影等，一看就知道是中国的，是一个民族最醒目的标识。”

　　第29届奥运会北京国际新闻中心文化处处长卢宏告诉《北京科技报》，此次是奥运国际新闻中心文化处委托北京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邀请了40位民间艺术家进行表演。表演共分六次，分别为8月2日、8月5日、8月8日、8月14日、8月20日和8月22日的上午9点至下午6点。参加表演的民间艺术包括剪纸、风筝、面塑、绢花、中国结、空竹、彩蛋、玻璃葡萄、泥塑、豆塑等20个门类。

　　卢宏说，这些门类中有的是老北京几百年间传承下来的民间绝活，比如风筝、空竹、弓箭等。有的则代表了浓厚的北京地域文化，比如鼻烟壶、鬃人、脸谱等。“事实上，每一位前来报道奥运会的记者，都绝不会只盯着赛场和运动员，他们还会关注这个国家，以及这座城市和这里的生活。民间艺术显然是最朴素、最贴近生活的文化。”

　　那么这些民间艺术家是按怎样的标准筛选出来的呢？于志海说，首先技艺要有代表性，这次邀请的40位艺术家都是各自门类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比如曹氏风筝艺人孔令民，面塑艺人俞伟顺等。在同一门类中，有时邀请2至3位艺术家，是因为他们分别代表不同的流派。比如同为剪纸技艺，刘韧的作品多为民间吉祥图案，属于传统流派；而张晓林的作品则与现实生活比较贴近。其次在选择时还要考虑著名民间艺术的家族传承性，比如聚元号弓箭第十一代传人杨福喜，葡萄常第五代传人常弘，花儿金第五代传人金铁铃等。

　　最后，则要考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人，比如空竹艺术家张国良、鬃人艺术家白大成等。

　　然而由于时代的变迁与生活方式的递进，这些即将在媒体闪光灯下亮相的传统民间艺术，也正经历着各自不同的境遇。在北京，提起风筝，曹氏风筝就很知名。而曹氏风筝的传人孔令民，这位国家级风筝裁判，一年前又开了一家工作坊，如今他的曹氏工作坊生意十分红火，很多订单都来自欧美，学生也有十几人。

　　那么曹氏风筝的传人为何姓孔呢？孔令民说，很少有人知道曹雪芹写过一本教残疾人谋生做风筝的书，名为《南鹞北鸢考工志》。当年孔令民的父亲偶然间读到这本书，并将其中的制作方法与口诀抄录下来，边扎边学，经30多年的钻研，终于将曹氏风筝扎制出来，并发展成系列产品。因为父亲钦佩曹雪芹的心地，于是将自己的风筝命名为“曹氏风筝”。

　　孔令民从小就喜欢扎风筝，他告诉记者，明年自己的曹氏工作坊将实现风筝商品化生产，将风筝分为高、中、低不同的档次，以适应市场的需要。对于技艺的传承，孔令民早有打算，如今他把儿子培养成了接班人。孔炳彰从小在父亲的熏陶下，对风筝的扎、糊、绘、放等工艺了然于胸，但老孔还是不满足，让儿子拜北京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赵书为师，学习传统民俗文化。

　　曹氏风筝以燕子为主，按孔令民的话说，这是最早将燕子人格化的作品，比外国的卡通还早。孔令民表示，在《南鹞北鸢考工志》中记载有43种风筝的扎制方法，但现在延续使用的只有25种。如何将其余的方法挖掘出来是个重要的工作，而他则把希望更多地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孔炳彰说，自己学习传统民俗文化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曹氏风筝的精髓，同时力求在制造过程中借鉴更多的现代元素。如今的曹氏风筝早已不再局限于燕子造型，材料也开始使用无纺布。

　　而与孔令民的红火事业有所不同，空竹艺人张国良正在为传承人发愁。张国良出生于空竹世家，他的爷爷和父亲以制作空竹闻名老北京，号称“空竹张”。 1990年张国良辞去公职，专心制作空竹。那段时间，张国良每月都要到通州找农民买搭塑料大棚的竹子，然后自己一个人拉回家，根据竹子的粗细来制作。但由于会玩的人不多，空竹的种类也比较普通、单一，于是销路成了问题。无奈之下，张国良只得自己带上空竹到天坛公园、龙潭公园、陶然亭公园门口摆地摊。

　　张国良说，尽管空竹有1700多年的历史，但现在即使想要找到100年前的空竹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空竹一直被人们当做玩具，买回家，玩几次，就扔了，更谈不上好好收藏。”于是为了提高空竹的品质，张国良开始从原料下手，他运用了红木、紫檀等高档木料，并在制作中加入镶嵌、雕刻等工艺。而由他设计的“空竹中国象棋”则更为有趣，远观是一副象棋，近看原来每颗棋子都是一只小小的单轮空竹。

　　经过这些改进，张国良的空竹开始供不应求，光是空竹协会会员的订单就让他忙不过来。这时他开始考虑传承人的问题，然而自己的儿子对空竹制作并没有太多兴趣，已经从事了其他工作。几个徒弟虽然手艺不错，但在张国良看来，还都缺乏悟性，目前也无法承担空竹传承的重任。如今，张国良还在宣武区上斜街小学开办了空竹制作的校本课程，他希望可以尽快找到合适的传承人。“我要找的不是匠人或学徒，而是具有一定文化素质和经济头脑，能把空竹做成产业的传承人。”

　　与张国良不同，让“葡萄常”传人常弘挠头的问题，并不在于没有满意的徒弟。常弘说，“葡萄常”是一种工艺葡萄摆件，先把玻璃料烧化，然后用吹管吹成一颗颗葡萄珠，退火后再把它们连结成串，最后配上枝叶。“葡萄常”成名在1894年，当年的阴历10月，慈禧太后在颐和园做六十大寿，当时戏楼摆放了一株工艺葡萄，慈禧信以为真，于是赐了一块“天意常”的匾给常弘的高祖，从此常家享誉京城。

　　常弘说，玻璃葡萄技艺曾有过两次外传。一次是新中国公私合营后，常家并入绢花厂葡萄车间，招收了一些学徒。后来葡萄车间解散了，玻璃葡萄技艺也就失传了。第二次是1977年，当时的党中央副主席李先念提出要找到失传的葡萄常，后来在花市找到了第三代传人常玉龄，并把她请出来组织合作联社教回城青年制作玻璃葡萄。1986年，常玉龄去世后，这项技艺再次失传。

　　此后，常弘、常燕姐妹都有各自的工作，也没有人提起玻璃葡萄。直到2003年，常弘在报纸上看到一篇《葡萄常后继无人》的报道，很受刺激，于是姐俩找到了北京市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于志海，表示作为葡萄常的第五代传人，要恢复这一传统技艺。

　　在恢复的过程中，上色遇到了难题。开始她们按照过去流传下来的名称购买颜料，但是发现根本就买不到，于是只好自己调配。这时妹妹常燕的美术功底派上了用场，不但配出了想要的颜色，而且根据时令变化，还衍生出不同生长阶段的葡萄颜色。有的嫩绿、有的绿中带红、有的红中带紫。而除了颜色的变化之外，“葡萄常”最绝的就是每颗葡萄外面都裹着一层白霜，看起来无比逼真。

　　目前，“葡萄常”的摆件除了日本有少量订货外，几乎没有对外销售，主要是知道这门技艺的人不多。已经退休在家的常弘表示，这次奥运会的确是个难得的机遇，但究竟如何更好地把玻璃葡萄介绍给世界，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对于玻璃葡萄进入市场，常弘也并没有太多的奢望。她认为，有的民间艺术品是可以走进市场的，但有的更适合走进博物馆。在她看来葡萄常中的吹珠、上色、上霜等工艺完全靠手工制作，不是可以成规模、批量生产的，也因此很难走进市场，而博物馆可能是更好的归宿。

　　尽管和常弘一样，聚元号弓箭传人杨福喜也是半路接手，但他的事业和孔令民一样蒸蒸日上，从他那大嗓门就能听出心情不错。

　　1998年，杨福喜开始从父亲手中接手隔断了40年的弓箭制作技艺。头几年，生意很低迷，买主都是通过朋友介绍的，2001年才卖出一张弓。就在杨福喜苦恼时，他认识了中国射箭队总教练徐开才和香港知识产权署署长谢肃方。徐开才给他介绍了很多顾客，而对射箭深有研究的谢肃方也把他的弓箭介绍到香港。如今，杨福喜的弓箭订单已经排到了2009年。除了几个徒弟外，杨福喜20岁的儿子也跟着他一起做弓箭，对于未来，他信心满满。

　　在于志海看来，尽管在社会转型期，传统文化受到了一定冲击，但北京民间的传统艺术总体正在向前迈进，而且代表人也越来越年轻化，这次参加奥运表演的民间艺术家很多都在40岁左右，最年轻的只有20多岁。“尽管传统艺术的发展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平衡，但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认识到它的价值。奥运会的召开将会给这些艺术带来不可预期的发展机遇，民间艺术新的活跃期已经到来。”